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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事中审查在合宪性审查流程中的具体作用，以中央立法为分析对象，可以将域外国家的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

又如，对于作为一类的科研失信行为，《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第28条规定了9种处理措施，辅以兜底的其他措施。只是，由于信用惩戒一词被广泛使用，人们的习惯接受度更高，故本文仍然沿用之。

(46) 除了在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维度上显示的不同联结方式之外，还有一个与之相关但又必须单独提及的维度，即惩戒措施与惩戒对象之间的关系维度。尽管在这两种联结模式中，具体到其确定的某项惩戒与失信是否是正当关联问题，如对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检查频次或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或可得出正当的答案，但其总体上透露出来的以尽可能多的限制措施来解决社会、经济监管问题的意图，就相当于国家无限制地结合各种武器对付人民(63)。(4)失信与惩戒明显没有合理或正当联系。(36)两类规范表面上虽有差异，但都对失信行为的范围给出了划定，大致包括：(1)欠缴税款、社会保险费、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36)例如，《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2020年10月1日实施)第13条规定：下列信息应当作为失信信息纳入信用主体的信用记录……《宿迁市社会信用条例》第13条规定：社会信用主体的下列信息，应当作为负面信息记入其信用档案…… (37)参见《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厦门经济特区社会信用条例》《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宿迁市社会信用条例》相应条款的具体内容。

故本文在以下两个部分，首先观察和梳理失信的设定模式和信用惩戒的联结方式，而后考虑如何在此基础上结合既有研究，对信用惩戒领域禁止不当联结原则的规范意涵作更进一步的阐发。就目的而言，虽然所有的惩戒措施都有或多或少的威慑动机和作用，但在直接目的上，可以分为加强监管(失信记录、提醒告诫、重点监管等都属于此类)、风险警示(向社会公众给出风险提示和警告，如公开失信黑名单、对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等发布风险警示)以及制裁(如通报批评、公开谴责、资格限制或剥夺、自由的限制等)。(15)[美]David Garland：《控制的文化——当代社会的犯罪与社会秩序》，周盈成译，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75页。

(21)福柯坚持惩罚的适度原则。我国《刑法》第4条明确规定了平等原则。这其实是平等理念的表现，也即同种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三)实践中的改进映射出不足 以上实践揭示了过罚相当原则的不同改进路径。

(一)过的不足 相较于以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为基础确定刑法中定罪量刑考虑要素和域外行政处罚中罚的考量要素，当前过罚相当原则中包含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四大考虑要素存在明显不足。第二，缺乏体系，难免挂一漏万。

正如有学者提到的那样，裁量性刑罚权力(discretionary penal power)权限大得可怕，而本质上无法控制。体现人身危险性的要素包括年龄、身体状况等行为人状态和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后果、主动投案如实陈述、立功等行为后的态度。(一)相当性的判断困境 过罚相当原则中的相当，是不确定法律概念，仅从字面来看是直觉性的。与学界的主张趋势一致，我国定罪量刑的考量要素同时涵括了行为和行为人要素，兼顾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统一，体现的是后期古典学派的思考进路。

(37)就判断标准，行政罚法第18条第1款规定了具体认定个案中罚锾目的与方法间所生的各种应加斟酌之利益与不利益。将比例原则和平等原则作为相当性判断标准，以比例原则设定和确定个别罚则，通过智能量罚系统的普及实现平等原则。(14)参见[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 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3页。由上观之，无论是刑法学的发展流变，抑或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皆从两个维度探索合理设定和实施刑罚权的方案。

重构后的过罚相当原则的考量要素应当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应受处罚行为构成要素。如《规范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若干意见》将情节解释为：第一，环境违法行为的具体方法或者手段。

第一，过于抽象，难以把握。第一种形式是对过的某个考量因素进行具体化。

(11)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苏知行终字第0004号行政判决书。一方面，立法和司法实践对过罚相当进行改良，意味着这三个构成要素的内涵是狭隘、不明确或者不清晰的。另一类是处罚裁量要素。(15)尽管如此，有关合理设定和实施刑罚权的尝试始终没有放弃。司法实践中，多数案件对于罚的理解限定在处罚幅度，但也有个别案件涉及处罚种类和单处并处。(33)对于该条款的功能，有学者认为它包含了裁量的边界，而非裁量规则。

江苏宏兴化学有限公司诉涟水县公安局处罚决定案、朱强与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行政处罚上诉案和郭曙华与福安市公安局公安道路行政处罚决定案增加了对重犯、未遂和其他从轻、减轻、从重情节的考查。(二)可借鉴的比较法维度 除了刑法维度的建构，一些国家或地区的行政处罚立法中也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合理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权的机制，其中德国《秩序违反法》(Gesezt uber Ordnungswirdigkeit)和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与社会秩序维护法较为典型。

参见黄俊杰：《行政罚法》，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55-58页。对此，《行政处罚法》第32条规定了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从轻、减轻因素。

(5)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的数量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各国应该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开创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助力[29]。

同时，《宪法》序言中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信权作为一种媒介权利依赖技术进步，依赖通信现代化，《宪法》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定也构成了通信权的基础。社会法领域不乏涉及保障通信权的法律规范，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为保障公民个人信息权提供了法律制度[40]。但是，就通信本身而言，语言只是通信的一种符号，将其作为文化劳作和主体间关系的唯一符号，并不符合生活实际。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本质上就是人的延伸，媒介是人类器官与感官的强化与放大[17]。

从2016年至今，《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陆续出台生效，立法对通信权的保护呈现出时代发展和内涵扩张两个基本维度。四、我国通信权保护的基本法律体系 如前文所述，宪法通信权同时在历史和体系两个维度上展开。

宪法通信权要求国家要为通信权的保障完善通信基础设施，加强网络空间监管，推进网络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准确地说，我国宪法中关于通信权的规定对应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

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社会法也成为保障公民通信权的主要阵地。（一）通信权保护的宪法基础 从通信媒介表达的是人的无限延伸的权利来说，探寻通信权的宪法基础需要回溯到一般人权的层面。

基于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包含着一个以宪法通信权为引领，不断丰富发展的数字法治体系。在个体人格与国家人格的二元论中，宪法权利理论构建起了经典的防御—介入模式。1946年美国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ENIAC，1969年美国创建阿帕网（ARPANET）用于军事，1983年美国将阿帕网分为军用与民用，使得互联网逐渐走向日常生活领域。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某些互联网企业之间相互设置壁垒，阻碍了公民通信权的行使。

201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例如，有学者认为，通信权是采用邮信、电报、电话、传真等方式与他人进行通信的基本权利[9]，还有学者对通信权的界定是，公民通过电信、电报、传真、电话及其他通信手段，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通信，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10]。

就前一种来说，我国主要通过行政手段促进公民通信权的实现，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以及相关政策性规定为公民通信权的保障提供了更为详细、更为技术性、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定[37]。因此，立法保护通信权既是对人权中跨人格权的制度保障，也是每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与必然要求。

网络平台技术的发展为这些不同形式的媒介权加以赋能，如今转化为数据权、信息权、算法规范等。[21]Jack M.Balkin，Free Speech in the Algorithmic Society：Big Data，Private Governance，and New School Speech Regulation， U.C.Davis Law Review 51，（2018：3）：1153-1154. [22]参见王锡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154-155页。